武汉近代纺织业以1892年(清光绪十八年)11月20日在武昌设立的湖北官布局投产为开端，后随着湖北布、纱、丝、麻四局建成，构成了湖北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，使武汉在清末成为华中最大的纺织业中心。而稍后与麻纺四局有传承关系的武昌一纱、震寰、裕华三大纱厂在民国初期相继建成投产，成为遐迩闻名的纺织工业群，到1926年武汉纺织业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纺织业中心之一。其中武昌第一纱厂是湖北纺织工业的缩影。
位于今武昌临江大道76号武昌第一纱厂（简称一纱厂），全称为“商办汉口第一纺织有限公司”，其创办人为汉口商会会长李紫云，厂址设在武昌武胜门外曾家巷临江大道(53号)，原系奥地利商人所筹建武昌水厂征用的土地被搁置，李紫云通过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关系，用一万银元买下，1914年李紫云邀程氏家族的程栋臣、程沸澜等人集资300万银元创办，一纱厂占地面积11.27万平方米。1915年第一厂（即北场）破土动工，其规模为纱机45000锭、布机600台，1919年建成投产。1920年经农商部核准正式注册。1923年增建南场，添纱锭4.4万枚，布机600台，形成拥有8000余名职工的大工厂。为当时武汉规模最大的一家纱厂。
而程氏家族创始人程沸澜、程栋臣兄弟，为湖北黄安人（今红安），早年在四川经商，曾在上海创办“宏庆升”商号获利，后在武汉经营“永福庆”棉花号。作为当时是武汉三镇数得出来的大商号，程氏兄弟从湖北天门、沔阳、汉川等地收购棉花，然后用沿汉江用小火轮运回武汉生产棉纱。后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，加上程氏兄弟经营有方，通过购买、自建、并购等方式几乎控制了武汉纺织业的全部和房地产的半壁江山。其中在武汉有房地产共200栋，23个地段，一跃成为民国时期“湖北首富、中国第七”的大豪富。
不过，由于扩建南场，一纱厂曾向安利洋行购买机器欠银100余万两，加之经营失利，难以维持。1924年8月被迫将全部厂房机器抵押给安利洋行。1929年4月，一纱厂由债权人沙逊洋行、安利洋行和浙江兴业银行接办。此后，一纱厂连年亏损。1935年6月更因浙江兴业银行与安利洋行先后抽走借款，一纱厂不得不停工。1936年9月复兴公司租办一纱厂，改称复兴股份有限公司。加之国内抵制日货，纱布畅销，开工不到两年即获利。
1938年8月，日军逼近武汉，一纱厂再次被迫停工。1941年被日军强占，改名“泰安纺织株式会社”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该厂大股东程沸澜(其子程业景)、程栋臣之子程子菊和创办人李紫云之子李荐廷，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这个厂，恢复原称。时任湖北参议会议长第一纱厂股东之一何成浚（1882－1961年）任董事长，程子菊、鲁寿安分别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。他们收购了该厂英利安洋行的股份，使该厂由外资控股转为民族资本控股。临近解放前几个月内，何成浚串通李荐廷、鲁寿安、程子菊等人，将—纱仓库存纱偷运到广州、香港卖出。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，由于资方抽走资金，一纱再次停工。时任武汉商会主任委员程子菊去香港。1949年底，身在香港的程子菊、鲁寿安接受中南军政委员会动员，毅然返汉，继续经营一纱厂。1950年，为一纱厂在解放前出售的纱单兑现问题，程子菊、李荐庭被执单人起诉，法院判决“破产偿还”，成立程、鲁、李(程子菊、鲁寿安、李荐庭均为一纱股东)债务处理会，以程家部分房屋抵偿了欠债。1950年10月，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，程子菊、鲁寿安以解放前曾“勾结国民党特务破坏一纱厂工人罢工”和“1948年抛售空头纱单”等罪名被捕，并于1951年4月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。从此程氏家族宣告终结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予以复查纠正，认为原判所依据的“罪行”都是解放前的事情，重新宣判程、鲁、李等无罪，并退还部分财物。
至于武昌第一纱厂1950年5月15日实行公私合营，1966年8月26日改称武汉红卫纺织厂，1970年改为武汉市第六棉纺织厂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，工厂倒闭，厂区建筑变卖后全部被拆，该地被卖给房地产开发商，建成了“蓝湾俊园”住宅小区。所幸武昌第一纱厂办公大楼完好保留下来，为武汉市级保护文物。
